民航局空管局局长车进军调研珠海空管站

这是我们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前提。

在故意认定的问题上，德国与日本固然存在诸多学说，然而，这些学说的基本构造与基础是什么，其在司法实务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值得追问。[51]如果以客观归属论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的话，则可以做如下表述：负有消除既有危险之义务的行为人在可能履行该义务的前提下却没有采取相应的结果回避措施或降低风险措施，由此导致既有危险在构成要件结果中现实化。

[3]参见［日］内田浩：《结果加重犯的构造》，信山社2005年日文版，第75页以下。当秦某某往水中走了大约十几米远时，詹桥追上从后面拉住秦某某右手上臂，但被其挣脱。这一点是笔者所不能赞同的。很显然，如果线上的黑色或灰色产业链与线下的犯罪行为构成共同犯罪的话，就能打击线上的黑色或灰色产业链。然而，不得不说，这些批判都没有对认识说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这是因为，如果从预见可能性的角度而言，对故意所要求的对结果的预见程度当然比过失更高，当具备这种高度预见可能性时，社会一般人在面临这种情形时，一般足以让其抑制自己的行动，但行为人却越过了这一道规范障碍，继续实施该行为，正是基于这一点，可以对故意犯施加更重的责任非难。

然而，这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最终不得不由法官进行自由心证。据此，张某作为盗号软件的开发者，当然清楚地认识到买家购买了该款软件之后将主要从事盗号活动。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

其二则是建立更为有效的申请回馈机制。同时，十八大刚闭幕不久，新一届领导集体也刚刚产生。其三，重要国家机关提出审查不仅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不力，而且也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主动性。对于这些重要机关而言，申请权名为受益，实为负担。

[67]林彦：法律保留制度的现状——基于询问答复的考察，《宪法研究》(第10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6]在学界和立法实务界，法规审查制度通常与法规备案制度相提并论，统称为备案审查制度。

此外，《立法法》实施以来，律师、法学教授等不断提出各种审查请求，客观上提高了公众对于法规审查制度的认知。[2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也透露，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没有收到过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的审查要求。在这种特殊的时刻，面对治理危机和改革诉求，破旧立新的制度更替成为新一届政府相对稳妥的选择，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度过危机，而且也是展现新形象的绝佳时机。申请主体参与意愿的冷暖错位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南辕北辙。

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行政法规违反上位法，是否也要提请常委会审查？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78]在强调依法立法[79]的时代，这种敏感性只会加强而很难削弱。首先，《立法法》所倚重的重要国家机关并未积极行使法规审查请求权。为了破解悖论一，立法机关应当慎重评估赋权重要机关的必要性，以避免因长期虚置影响审查制度的权威。

因此，该规范继续存在的意义值得进一步推敲，否则权利的长期虚置不可避免的将影响法规审查制度的整体权威。对于由其他国家机关制定的法规，是否应当提起审查请求尤其值得慎重考虑。

[48]在此背景下，如果常委会仍然无法及时有效地发现法规违反上位法的情形，则进一步表明其监督工作开展不力。[27]在1527件中，有1116件是针对司法解释的。

[74]为了避免造成很大的影响，降低监督的频次、改变监督的方式便显得尤为重要。当然，由于立法者未明确披露这一层面的意图，这仅仅是一种给予制度分析的合理推测。[50]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解决这一悖论的出路依然应当立基于本土，通过淡化程序的冲突性激励重要机关的参与。[61] 从上述三个成功的案例可以看出，一份来自公民的请求能否被接纳，能否最终导致审查对象被废止，实际上是由其个案背后所暗含的一些实体性要素所决定的。有学者认为，其对我国宪法所确立和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有一定的完善和发展作用。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近乎来者不拒的系统。法律并非免检产品，也同样存在违反宪法的情况。

五、结语 法规审查制度是极具本土化色彩的制度设计。[51]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按照上述规定，国务院如认为行政法规违反上位法可以提出审查请求。作为目前最为稳定、最核心的既存制度环节，法规审查制度的优化升级便成为题中之义。

因此，从1982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审查的权力以来，无论是主动审查为主时期还是被动审查为主的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没有正式撤销过一件违宪或者违法的法规。据笔者统计，从2000年7月1日《立法法》颁布实施至2005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做出164份询问答复。我们更应当冷静而审慎地进行制度设计，尤其要注重对既有制度开展稳健的改革。因此，已有学者提出要建立筛选机制的建议。

同时，成功的审查个案表明，该制度初步显现出由抽象审查向准附带性审查转化的迹象。例如，在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中，不同提案主体所需经历的程序关卡并不相同。

[9]有关制度演变过程，参见钱宁峰：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历史、现实与趋势，《学海》2007年第3期，第130-134页。[26]此外，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法制工作委员会共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议1527件，其中2013年62件，2014年43件，2015年246件，2016年92件，2017年1084件。

首先，抽象性审查出现了向准附带性审查转变的迹象。另一方面，相对于以维护自身权利为主要诉求的个人及其他组织，重要机关则更负有维护法制统一的义务，因此其必须在各种履职活动中切实维护上位法的权威。

具体而言，重要机关可以通过询问答复程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反映其所发现的规范冲突问题，法工委再将这些问题提请委员长会议讨论后提交常委会会议决定。劳动教养作为一种比某些刑罚还严厉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其可能适用的某些情形(如寻衅滋事等)足以使人人自危。但是，其对宏观制度生态及其原则的过度迁就造成了赋权激励失灵和重要机关参与不足。[63]劳动教养制度审查建议提出之时，整个社会对包括打黑政策在内的重庆模式以及维稳型治理模式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反思。

2015年对《立法法》进行修改，尤其是增加回应机制以及将主动审查法定化。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而言，面对林林总总的权利诉求和审查建议，择要筛选是不可避免的。

[33]为叙述方面，下文统称为重要国家机关。[52]提出主体是否为法规的适用对象？其相关权利是否受到争议法规的限制和影响？其是否需要一个具体的案件作为提出审查的前置程序要求？何时可以提出审查建议？是否需要在建议书之外提供相关的证据？所有这些可能限制申请者资格的条件均未明确加以规定。

对于这些机关而言，赋权规范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具体而言，立法者更倾向于发挥重要国家机关的作用，因此才赋予它们更为便利的程序通道参与立法秩序的维护。